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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瑰宝武威汉简

作者: | 来源:武威日报 | 发布日期:2013-06-22 | 阅读次数:  [] [] []
  简牍,在我国考古发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甘肃共出土简牍约6500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六分之五,被世界史学界公认为“简牍之乡”。这些简牍大都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是行政文书和边塞记录,对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武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出土的文物精品,让世人瞩目,其中出土的汉简成为国内外研究简牍文化的瑰宝,虽然武威汉简出土仅500多枚,但在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武威出土的《仪礼》简、“医药简”、“王杖简”为国宝,这“三国宝”成为简牍学中最具有保存和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因 “三国宝”内容独特,而受中外史学界高度关注,也因其极高的考古价值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武威汉简也成为简牍文化中的奇葩。

文苑重宝《仪礼》简

  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一座王莽时期的土洞墓中发现了一批《仪礼》简,共469简,27298字。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包含9篇《仪礼》的手写本经书,在版本校勘上有极高的价值,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武威市博物馆馆长黎大祥介绍说,《仪礼》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内容记述了古代贵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仪容礼节、制度、习俗及道德规范等,是两汉贵族子弟们求学进仕的必修教材。武威出土的这批汉简,除极少数竹简以外,绝大部分是木简,用松木制成。长约50.5—56.5厘米,宽约0.8—1厘米,每简有60个字左右,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据考古认定,这批简册在人葬以前,不是为了殉葬而写的,而是墓主人平时诵读的经书。和《仪礼》简放在一起的还有“日忌杂简”11枚,其中1枚后有“河平口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行,河平为西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8—25年,这说明墓主人生活在成帝年间,他本人可能是所谓文学弟子或文学弟子的老师。
  多年从事文物研究工作的原武威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市博物馆馆长党寿山老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这批竹木简有三点可贵之处。一,它是九篇完整的《仪礼》。而《仪礼》是构成古代经典的重要成份之一,是六经中的一经。虽然它记载的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仪礼,但从中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的生活以及来自民间的礼俗,为我们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二,它不是散乱的残简零札,而是完整齐全、具有页码的书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简册的长度、修制、削改、行款、书写、标号等的应用,以及如何编次成册,使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汉经师所诵习的经书的样式。三,在此之前,它是所有出土木简中保存最完整的。每一篇首尾俱全,因此,保存了原书的篇次、尾题、页数、顺序和大量汉隶文字,是版本学、校勘学和古文字学研究方面的绝好材料。
  黎大祥也认为这批竹、木简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它是9篇完整的《仪礼》,内容包括今存《仪礼》17篇中的7篇,《服传》篇的两种不同抄本。与传世的《仪礼》相比较,可看出此系未揉合今、古文以前的后仓氏本,这对于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二,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扎,而是完整齐全有页码的书册,是西汉经书的样本。其三,在我国所有出土的简牍中,它是保存最完整的,大多数本色、墨迹如初,虽稍有残损,但每一篇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编题、尾题、页码和顺序。其四,此简字体已摆脱了篆书框架,笔态 扁匀,笔势流畅,蚕头燕尾,逆人平出,工整秀丽,具备了成熟汉隶的气质,被当今书法家奉为奇珍异宝。像这样的《仪礼》简,实为考古史上不寻常的发现。

临床验方“医药简”

  我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巳涌现出不少名医和许多优秀的医学著作。《汉书·文艺 志·方技略》上载有医经7家,经方11家,共达490卷之多,其中包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名著。遗憾的是这些医学著作的原书早已失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是为数不多的先秦医籍,实为后人的辑供和重编。
  1972年11月在凉州区柏树乡(原武威县柏树公社下五瞪大队旱滩坡)旱滩坡兴修水利时,在一座东汉初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批医药简,是现知我国年代较早,形式最完整、内容丰富的医学验方著录,它反映了我国早期医学水平和中医的临床治疗等真实情况。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这批医药简共92枚,其中的78枚简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木简为松、杨两种材质,长23-23.4厘米,宽0.5-1厘米,简身明显留有上、中、下三道编绳痕迹。简宽1厘米者共41枚,呈黑褐色,右侧刻有三角形镇口以固定编绳。简宽0.5厘米者共37枚,呈浅黄色,保存较好,字迹清晰,除2枚外,皆无摸口,一简书“右治百病方”尾题。
  党寿山先生认为,在我国考古工作中,虽曾多次发现和发掘自战国至魏晋时期的竹、木简,但属于医学内容的则为数不多。这是文物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收获,是研究我国医学遗产非常珍贵的资料。
  党寿山先生介绍说,1907和1916年先后两次在敦煌出土的木简,有关医学方面的只有10余枚,且多残缺不全。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主要在居延地区发现的医筒,也只有数枚。而且,在旧社会反动统治时期,这些珍贵的文物已被多次盗出国外。武威旱滩坡出土的这批医简,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建国前所发现的医简的总和,而且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更非过去发现的所可比拟。
  武威医药简的内容很多,它既有医学上的内、外、妇、五官等各科临床医学,以及药物学、针灸学等内容,又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各科方剂30多个,方中所列药味近一百昧;并详细记载了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法;此外,还有针灸六位、刺疗禁忌等。是我国古代医家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重要成果和经验结晶。
  我国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医学文献,是战国秦汉时期先后出现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这些古典著作原本均已佚失,现在能看到的,都是经过历代辗转传抄、修订刊印本。
  经过考古研究考证,党寿山先生认为,武威汉代医简,是在此之前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医药著作的原始文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医药水平和真实情况,对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药史,提供了十分可靠的实物依据。
  黎大祥研究考证认为,医药简简书内容相当丰富,它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及其它内容。在药物学方面,简中列举了约100多种药物,包括植物药63种,动物药12种,矿物药16种,其它药物9种,简文中还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型以及用药方法、时间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在针灸学方面,简文记载有针灸穴位、留针方法、针灸禁忌等内容。
  从简文的整体内容来看,考古研究人员认为医药简具体有以下特点,一是包含着“辨证施治”的方则。“辨证施治”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早在《内经》中就己建立了这个观点,与武威医药简时代相近的张仲景曾提出“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被医学界认为是体现了“辨证施治”具体方则的。从武威医简的内容看来,把这个方则已具体地运用到了临床治疗上。二是在药物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简文中所载的药物共100多味,其中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11种见于《名医别录》,另外却多种都不见于以上两种药书,这充分说明简文在某些方面所反映的药物内容,较《神农本草经》有所发展,而且还说明这些药物治疗性能在当时已被人们很好的掌握。值得提出的是, 某些药物剂型,在当时就已知道是兼有数种用途的。
  黎大祥认为,武威汉代医药简的出土,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疗史的实物资料。同时,医药简均为单面,单行墨书,书体以隶为主,兼用章草,洒脱流畅,用笔练达,字里行间闪耀着一种动态美,使人看后难以忘却。书法家喜欢用“率意、质朴、粗矿、雄健”八个字概括甘肃汉简的书写风格,这八个字正在武威旱滩坡“医药简”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的表现,由此又确定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光辉地位。

汉代诏令“王杖简”

  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就形成了一种尊老、养老的优抚制度。《后汉书·礼仪志》就有这样的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王)杖,哺之廉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风俗通》也载:“汉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之间,循从薄中,时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赐老人”。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丰富,汉代这种为老人赐坞杖、尊老养老的优抚制度在武威汉墓中出土的鸠杖和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证实。
  党寿山先生讲述了武威“王杖简”的发现过程:“1959年秋,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第18号墓中,出土木简10枚,因内容主要是建始二年和‘本二年’,关于高年授王杖的诏令,史学界称其为‘王杖十简’。这是出土文物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发现,对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1981年9月,原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保护、调查县级重点文物时,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的村民袁德礼,在拉土中发现了数枚汉简,袁德礼本是读书之人,感觉这些东西是有一定价值之物,便小心藏于墙缝之中,正逢文物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来普查文物,他便交出这份在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这是继‘王杖十简’出土以后,又一王杖简册的发现”。
  黎大祥介绍说:“1959年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18号墓出土‘王杖十简’,1981年又在这里出土‘王杖诏书令’册简26枚以及磨嘴子、早滩坡、五坝山等汉墓群多次出土的‘鸠杖文物’,为进一步研究这一优抚制度提供了可考的实物资料。尤其是‘王杖诏书令’册简的发现,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解决了在这一领域里争论了很久的诸多问题,‘王杖简’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据了解,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简”,完整元缺,编为一册。它的发现,曾轰动史学界,有不少学者展开研究。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曾两次发表署名文章,对简文的释读、次第、编排及有关诏令的年代,尊老养老的制度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些问题争论了20余年,还未得到圆满解决,“王杖诏书令”册简的发现,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经黎大祥等考古专家研究考证,“王杖诏书令”册简26枚,据简文内容及编次,原册当为27简,除中间缺失第15简外,其余保存完整。现存之简,长23.2-23.7厘米, 宽0.9-1.1厘米,绳编两道,绳虽不存,但尚留痕迹。每简字数不等,最多为35字,最少为4字。简中明确规定:年七十以上的老人,人所尊敬也,特别是孤寡老人和残废而无赡养的老人,动员全社会给予关注。简中记载:汉宣帝说过这样的话:“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联甚哀怜营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鸟,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还规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随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简文中还列举了以上规定在全国执行中的5个具体案例,案中牵扯的具体人有官吏,也有平民。从简册的内容分析来看,两汉时期,高年赐王杖的优抚制度曾在全国认真实施执行过,同时,这种制度在两汉时期有过三次大的改革,即惠帝时期免除老幼刑罚;宣帝高年赐王杖;成帝放宽受王杖的年龄限制。
  党寿山先生就汉代的尊老养老制度介绍说,武威磨嘴子汉墓“王杖”及《王杖诏令册》的出土,使人茅塞顿开,千年之谜,迎刃而解。汉代尊老养老之制,始于高祖刘邦,当时就有免除民年七十以上,十岁以下刑罚的规定;宣帝刘询时,开始了年八十以上授王杖的制度;年七十以上受王杖,形成于成帝刘驾时期。
  《王杖诏令册》内容丰富,它在五份皇帝诏书中,既有尊老养老、 高年赐王杖的明确命令,也有抚恤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的具体法规。当时规定,高年老人皇帝要赐给王杖,因为上端安有木雕的鸠鸟,也叫鸠杖。受鸠杖的人相当于俸禄六百石粮食的官吏,类似今天的县团级,要受到社会的尊敬;鸠杖等于是皇帝赐的信物和凭证,允许受王杖者自由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仍口侮辱、打骂和虐待,有敢违者,以“大逆不道”罪,公开斩首。
  “耆老之人,齿发坠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所以又规定,年七十以上的老人,不是首恶和亲手杀伤人者,其余犯禁,均不起诉论罪。受王杖者和六十以上无儿子的鳏寡老人,种田不交租,经商不纳税。有旁人抚养者,也可免除抚养人的租税、劳役。汉时,限制老百姓卖酒,但如果是无儿子的稣寡老人配成的夫妻,除种田不交租,经商不纳税外,还破格允许在市上开店卖酒。
  为了减免刑罚,规定年70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受人尊敬。孤独人、双目失明的人以及保儒,官府不得擅自征调、传召;打官司不得捆缚、拘留。为了免除赋税儒役,规定对受王杖的老人和年60以上无儿子的锦寡老人,种田不收租,做买卖不收税。
  这些命令和法规,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提高高年老人的社会地位,二是减免老弱病残的刑罚,三是免除这些人的赋税儒役。
  有法律,也有以身试法者。据汉简记载,汉成帝时,曾有汝南郡王世安、陇西郡张汤等庶民百姓殴打王杖主并折伤其杖,南郡亭长司马护、长安东乡啬夫回宣等地方官吏擅自传召、捆缚、殴打王杖主,都被当众斩首,以做效尤。
  据史料记载,两汉时期是十分重视尊老养老、抚恤鳏寡孤独残废之人制度的,并且不断对这些制度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仅在西汉,就曾有过三次大的变革,即惠帝时期的免除老幼刑罚;宣帝时期的高年赐王杖,成帝时期的放宽受王枝的年龄限制。优待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这三次变革,尤其后两次,史书并无明确记载,“王杖十简”,特别是《王杖诏书令》简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千百年来史学界围绕“70年赐王杖”产生的许多疑问,现总算弄清了基本面目。
  党寿山说,这一制度,当时曾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广执行。地处边陲的武威,建国后仅在磨嘴子汉墓,就两次发现《王杖诏书令》汉简共36 枚,这里和同一地区的旱滩坡汉墓中还五次发现“王杖”7根,至于中原内地这类文物自然为数更多,只是未被发现或未能保存下来罢了。
  “王杖诏书令”册简出土之后,党寿山先生曾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撰写的文章《武威新出土的“王杖诏书令”册简》还得到了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大庭情秀先生的高度评价,在他编写的《秦汉法制史》一书中也进行研究注录。“王杖诏书令”册简也因此而几次出国到日本展览。
  (记者 孙煜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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